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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网于1998年由黄平创办，是国内最早的网上图书销售平台之一。创办之初，中图网只是一个隶属个人的售书网站。后来，团队做大，越来越多人加入。

　　程晓陶提到，目前国内应对洪水的演练水平较低，预案的可操作性、针对性不足，不同部门要求不同，演练效果也不一样，距离真正的实战还有差距。

　　“‘7·31’以前，学区房的价值100%体现在学区，楼龄、房型、朝向这些都是附加值，顶多再加20%~50%。但‘7·31’以后，学区价值占比大降，楼龄等房产特性本身的价值凸显出来。”刘敏告诉记者，在市场上，这意味着楼龄越新的房子越稀缺，议价能力越强。

　　他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金融机构发现贷款合同中写的用途是虚假的，仍然继续放贷，数额在20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隶属海南省三沙市，是一座长15公里、宽约5.6公里的环礁。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相关记载有文献可考。

　　一位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北京房山的镇江营村临近涿州，位于北拒马河上游，村里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铁索吊桥横跨北拒马河，曾经历过1986年、1996年、1998年、2012年的洪水，吊桥岿然不动。但8月1日早上，洪水过境，当地人发现，这座桥已不见踪影。“涿州市多年没发过大洪水，大家对洪灾的意识是缺乏的，都心存侥幸。”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说。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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