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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印今年33岁。他在山东泰安东平县东瓦庄村出生、长大,爷爷是工人,总在家里敲敲打打,他还跟着爷爷在工厂里住过一阵。二十多年后,谈起做手工,他能一口气说完几个故事。9岁,他用废弃的塑料瓶、笔芯,加稀释过的红墨水,做了简易的温度计。他还制造过与水火箭原理类似的空气炮弹,发射时一飞冲天。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
来自全国的科学老师也因为短视频找到他,海南的、辽宁的、广东的、广西的……他们都想和王印学做水火箭。前不久,一位河南农村的老师在王印的指导下,带孩子们完成了水火箭的制作和发射。
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饥饿’之中?”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在进阶的课程上,他们还做遥控车。王印提供电池、导线、接收器和电机,孩子们则三三两两自行创造属于小组的专属车辆。整个动力系统及车的外观结构,都要孩子们自己设计,每组做出来的样式五花八门,从三个轮子到六个轮子,有三角形的车,也有像是登陆外星时才用得到的设备,颇具创造力。
随即,申军良买了当天从济南到广州东的Z167次火车,200多块钱的硬座要坐近26个小时,当天还晚了点。这趟路途,申军良早已习惯了。
这种“杂交”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两种系统不兼容,且由于涉及底层冲突,解决起来很困难,进一步造成工期延误、成本增加、开通后故障不断等一系列问题。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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