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宿白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这是云冈石窟最为兴盛的时期,呈现出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恢弘之势:“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也是随着北魏的逐渐汉化而在石窟造像上开始体现出本土化趋势的时期:比如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壁的菩萨像,开始呈现出汉人的面部特征,鼻头小而圆、眼窝扁平、面相丰润;被称为“音乐窟”的第 12 窟,在众多伎乐手持的乐器中,既有龟兹的五弦、西亚波斯的竖箜篌、天竺的梵贝,鲜卑的羌笛、羯鼓、胡笳、琵琶等,也有中原的筝、排箫、横笛、琴等,并且这些起舞飞天的伎乐基本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与印度的男女双飞天形象大相径庭;服饰上也逐渐汉化,第 5 窟佛像已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第 6 窟则模仿汉式皇室贵族衮冕创造出全新的服饰,外衣为广袖汉式长袍,袖口宽阔、长垂至膝,衣襟为左衽、领口开至胸前,点缀有缚带,下装长裙,衣摆宽松飘逸、垂至脚踝、褶纹重叠;石窟的形制则开始吸收汉式建筑特征,外立面如“正面六间木构建筑”的第9、10窟,最早出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及屋形龛等。除此之外,据杭侃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包括佛传故事、装饰纹样的布局,(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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