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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不过，张存龙提到，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系不同，海河流域的河流大多源短流急，从水源到下游距离短，这对极端天气的预警机制提出极高要求——要准确，还要有预见性，能提前告知下游地区的风险。但洪水来得太快，预见期短，可能会出现通知不及时的情况。

　　在第二产业之中，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增长较快，总产值达8385.47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高端装备产值分别增长69.8%、57.8%和33.1%，且高于其他的制造业增长。

　　据上述熟悉涿州水利人士的提到，涿州范围内的蓄滞洪区，过去20多年内都没开启过。《评估报告》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小清河分洪区在1959年、1963年经历两次较大的洪水，最近一次开启，是为了应对1996年洪灾。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媒体指出，北方城市蓄滞洪区启用不频繁，这使得公众乃至有些地方干部可能都不知道，所在区域属于蓄滞洪区。

　　据了解，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7.16度，东经116.34度，距离平原县8公里、距武城县25公里、距高唐县36公里，距德州市31公里，距济南市82公里。平原县位于山东省德州市中部，全县辖8镇1乡3个街道，人口42万。

　　“不出意外，‘7·31’之后购房的连续第三年全部调剂出区，部分‘四老’房本儿的，也被调剂出区。”7月初，伴随北京幼升小结果出炉，学区房市场再次引发关注。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本次华北暴雨中，基础设施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电力、供水、交通、通讯，这些都是一个城市和村庄的生命线系统，一旦这些系统因灾瘫痪，居民生活将陷入极大困境。此轮暴雨中，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门头沟城子水厂的挡水墙被冲垮，配水机房进水，全厂停水，影响了门头沟区约15万户正常供水。北京西南部山区内的道路由于大多被山洪以及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和塌方冲垮，铁轨悬空。门头沟雁翅镇的几十位村民沿着清末的老铁轨，在步行几十公里后方走出大山。涿州市全域一度断水断电，沦为“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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