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他举例称，不妨参考邻居韩国。“据报道，他们大学的招生数已经超过学生报名数，但是学生与家长在中小学阶段的压力与焦虑依旧存在，只是具体到不同的家庭，表现与程度各不相同。想必压力与焦虑的源头不在于能否上大学，而在于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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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美方有关中美两军沟通言论，景建峰回应，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两军接触交流并未中断。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困难，责任在美方，因此美方一系列的错误言行没有为两军沟通交流创造条件，营造氛围。“沟通应当是良性的，基于相互尊重的，但美方一边呼吁要沟通交流，一边在损害中方利益关切，一边声称要加强危机管控，一边又不断挑衅示强，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督促美方认真反思，纠正错误，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实际行动为两军交往扫除障碍，推动两军关系同回正轨。”

　　向地表之下寻找湮没已久的文明，永远就像是剥洋葱，只能一层一层耐心又审慎地揭去历史的尘埃，不断靠近那个真实的过往。在此之前，任何迟疑、尝试与论争可能都要比一个急切而草率的定论更加务实。对三星堆的探索概莫能外。这条漫漫“蜀道”，同样“难于上青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