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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黄令仪问“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200万元,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此时黄令仪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当时的她有点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安吉县蓝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操场上,也出现在水火箭总设计者、科学老师王印的短视频里。现实中,前后共有80多名小学生参与了火箭的制作和发射,现场时常发出阵阵欢呼。在抖音上,这些平凡材料承载着的航天梦想,在“科学老师王印”的账号下,则收获了五湖四海的网友近200万次赞。
一切围绕项目的资助体系中,研究机构的运营、选题方向及科研人员的工资薪酬都和项目直接挂钩。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凑人头费”,也就是给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士后发得出工资,还必须不间断去申请新的项目,造成一定的重复资助。
建高铁的钱越投越多,通车日期却一延再延。原定2005年开通的台湾高铁,历经两次延期后才于2007年初试运营,结果还纰漏不断、险象环生,饱受各界质疑。
与外企高管“访华潮”同样火热的,还有中国首次举办的“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系列活动。有外媒形象比喻,“中国正铺开红地毯吸引外国高管”。
随着黄令仪在业内知名度的提高,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她去参加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芯片类产品,也是德国第一次邀请我国科研人员参加。黄令仪带着研究成果来到了德国。
王印记得,提出建议的小男孩当时五年级,有一点口吃,说起话来磕磕绊绊的,但他每次在手工课上发言头头是道,能感觉到想法总在源源不断地涌出。他对航天兴趣浓厚,梦想着成为一名机长。
赵小敏对“半日达”的发展态度相对乐观,他认为半日达目前仅仅是个开始,预测明年将会进入全面竞争阶段。“物流最终真正实现的就是‘使命必达’”,赵小敏认为无论是电商从业者还是物流企业,都有提供高附加值产品的愿望,这样可以增加业务规模,也能提升盈利能力。这背后比拼的是企业的解决方案能力,高层次的议价能力,相应的,对物流企业来说挑战也会加大。
正如本月早些时候在G7外长会期间,美国也敦促盟友一致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和军事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要论经济胁迫和军事威胁,美方是这方面的老手,也是这方面的专家。美方应当反省和检讨自身搞胁迫外交的恶行,而不是向别国乱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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