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分歧，有的业主认为居住地址修改后，户口簿、身份证等一系列的证件都要变更，势必产生新的麻烦，希望保留原来的门牌号。“我跟他们沟通过几次，其实使用新的门牌号码不会造成麻烦，我们只需要开个同址证明就行。”孙警官说，但是为了尊重居民诉求，他还是将申请书一并放入申报材料中，等待上级部门批复。

　　秦刚对“自拆自建”目前的可复制性仍然持保留态度，无论是此前漫长的申请批复还是产权证问题，都显示出这个模式的困难和复杂性。他认为危房翻建涉及的领域众多，对于非业内的产权人来说几乎难以胜任，要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模式，离不开顶层设计，政府需要出台具体的标准化的准则，也应当做好引导和支持的角色，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虎踞北路4号5幢有21个自有产权人，5个产权单位，张玉延最初提出“自拆自建”的想法，就没有得到全票同意，有人想向政府索要赔偿而不是自费翻建，但张玉延觉得不可行，“桥改隧之前，5幢就自然衰败了，危楼鉴定结果与附近的工程施工因果关系很难确认。”《澳洲幸运10官网平台》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文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该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但是，不可能每一个项目都由房产局局长来做组长。他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将这个案例作为专项课题研究，探索一套完善的制度和工作机制。那时候，产权人自筹资金危房翻建项目才能具备成熟的复制和推广条件。

　　紧跟好消息之后，王经理补充说，目前就等公安部门编制的新门牌号码，但他给业主打了一针预防针，在跟测绘部门初步沟通过程中，对方称蒋宝芬家的测绘始终未完成，可能导致其他业主的测绘报告没办法盖章，“当然我们现在还在跟测绘沟通中。”

　　张玉延组织成立了6人工作小组作为决策统筹，下设资金管理组、设计组、安全监督组以及外联组，所有住户都被纳入这套架构进行分工。张玉延还为工作小组刻了一个专用章，但他否认自己是工作小组组长，他更愿意把这个小组看作是一个共同协商的扁平化组织。不过在很多业主心里，张玉延付出的精力远多于其他人，是实际上的领头人，他们称呼他为“张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