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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透露，多地纪委监委已采取措施监管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开展公职人员贷款授信的监管，严格审查公职人员贷款用途。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结合新修订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加强对失信公职人员的情况通报和问题倒查，倒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和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

　　8月4日，黄平趁着暴雨停息回了一趟涿州的库房查看情况。库房的水位已经有了下降的趋势，从之前的4米降到大概2米，但仍然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图书救援行动。被洪水泡过的书籍无法再用，处在高处的书籍也面临着受潮变形的风险。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涿州市水利局多位工程师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涿州市防洪体系与抗洪经验探析》中提到，因北拒马河无堤防，往往出现“大水大淹、小水小淹”的局面，加之永定河向小清河分洪形成的小清河和兰沟洼蓄滞洪区，地势低洼，极易造成全市洪水泛滥。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安徽网2015年4月29日的一篇报道提到，郯庐地震带发生的最大地震是在1668年，大地震是有“免疫”作用的。一般情况下，7级以上的地震，积累时间需要2000至3000年，应力和能量释放光了，后期再发生需要很长时间。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海叔看来，德国的“红绿灯”政府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如同梅洛尼担任总理的意大利政府，高喊着口号要不再与中方延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光是当着拜登的面唱唱美式高调，其实根本不是个事。

　　《意见》明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加强对中管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统筹领导，中管高校纪委书记担任国家监委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学校纪委合署办公。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处置重要问题线索、查办重要案件应当及时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备案，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报告。

　　涿州洪灾中，不少蓄滞洪区的村民被洪水围困，等待救援。据《北京青年报》8月2日报道，7月31日上午开始，北拒马河上游大马村村民便接到通知，洪水会在傍晚18时到达，要求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在相对下游的村子，到17时左右，村干部才开始在微信群发消息，通知转移。更下游位置的沙窝村村民表示，村里通知泄洪的时间是在晚上八九点，没有强制撤离，没有指定安置点，更没有给村民留出充足的转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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