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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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查明，陈树隆贪腐时间超过20年（1994年至2016年），从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一路贪至担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等职务，受贿合计2.758亿元；执掌芜湖市时，徇私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司设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元；任芜湖市委书记及安徽省副省长期间，在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后，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累计成交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031万余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