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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2022年部门预算》,2022年初,高能所支出总计25.7亿元,其中基本支出4.38亿元,占17.04%;项目支出21.04亿元,占81.80%,也就是说,整个研究所的运营和科研经费中超过80%来自竞争性项目。在理论物理所,2022年的预算也显示,项目支出占比接近70%。
对于申军良来说,这一刻来得有些太突然了。当天上午8点钟,他还与张维平的家属约了在广州增城见面,他希望了解亲属最后会面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梅姨”或尚未找到的3名被拐孩子的消息。
一边是陈水扁多次违规动用当局资源,引导公营企业和团体参与高铁增资入股;另一边是本应承担增资义务的五家原始股东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媒体统计,它们接到了相当于实际出资额三倍的分包工程。还有调查指,这五家净利可达数百亿新台币。
另据报道,4月29日,海南省代省长刘小明在海口以“四不两直”的方式暗访检查“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一边是陈水扁多次违规动用当局资源,引导公营企业和团体参与高铁增资入股;另一边是本应承担增资义务的五家原始股东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媒体统计,它们接到了相当于实际出资额三倍的分包工程。还有调查指,这五家净利可达数百亿新台币。
对于这段回忆,黄令仪曾自述道——2001年12月左右,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打电话,说夏培肃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第二天,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有人介绍了情况,又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并提出了要求。
早在2021年,时任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就透露,科技部将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对未来十年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并决定在前沿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据了解,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具体建设方案原定今年4月左右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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