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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2020年1月，黄令仪获中国计算机学会女性科技工作者夏培肃奖。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获奖理由写道：“黄令仪研究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研发一线，参与了从分立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到通用龙芯CPU芯片的研发过程，为我国计算机核心器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文章介绍，山西省纪委监委在查办中储粮集团公司广西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张东升一案过程中，发现张东升亲属实际控制的企业在政策性粮食收储中，采取虚报政策性粮食收储数量、虚构粮食库存等弄虚作假手段，套取、骗取国家粮食收购资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商请公安部指定山西省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侦查。在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统筹协调下，山西、辽宁两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成功侦破该起合同诈骗案，全面查清骗取国家政策性粮食专项费用补贴犯罪事实。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失、精神迷茫。热衷于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这样的党员干部，就是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这种病不仅得治、还得早治。已然丧失信仰、铸成大错的闫学会，面对组织的教育挽救却毫不珍惜，试图通过看似高明的手段来对抗审查。

　　去年7月， 马尔斯就在电视采访中声称，由于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澳大利亚有必要对本国武装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国家发改委将通过落实落细已出台政策；研究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好发挥开发区引资平台作用；做好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等方面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也向界面新闻解释，“二阳”是有的，但是小部分，而且“二阳”出现的症状也比首阳轻，现在较多的是“首阳”。新冠首次感染者也不用过分担心，新冠病毒虽然将找到每一个易感者，但疫情不会太厉害，仅是小范围传播。以平常心类似应对流感一样做好个人防护即可。

　　会后，黄令仪问“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200万元，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此时黄令仪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当时的她有点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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