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在淘宝“中图网书店”直播间里，黄平开启了人生第一场直播。从1998年创业至今，习惯身居幕后打理图书生意的他，第一次面对直播的镜头，面对线上如此多关心中国图书企业未来的网友。“25年来，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磨难，事情来得非常快，我对同事们很抱歉。”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飞艇2到8位七码如何定位》　　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月坛。“德胜的居民户数量是月坛的1.6到1.8倍，相比德胜，月坛受‘7·31’影响不大，甚至是整个西城学区受影响最小的片区，虽然也有调剂，但基本都能上实验二小和复兴门外一小。”房产经纪人崔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