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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每天依然有很多人联系他。有人请他转发寻亲启事，有人问怎么采血结果怎样比对，有人问他怎么寻找孩子，还有更多的人声称有了梅姨和被拐孩子的消息。这些陌生的电话，他几乎没有拒接过。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说到促进消费，过去大家希望政府多发一点消费券，现在是打造优质的消费环境更关键。”在叶青看来，外地一些走红、受到消费者追捧的旅游城市，都是将消费环境做到极致，有了好的消费环境，有了好的产品，大家才会来。“所以我建议武汉的政府、企业和市民，三个方面联合起来，共同打造全国最好的消费环境，为加快城市发展努力。”

　　回国后，黄令仪继续研究集成电路，从建立版图库，到探究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由她主导研究的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专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但是兴奋之余，定下心来，仔细一想：芯片做出来了，没有用，锁在抽屉中，得了奖，又怎样？它只是一张纸。”黄令仪心中始终不甘。

　　号称“全球最大纯商业体”的“武商梦时代”被视为武汉商业和消费潮流的风向标。今年春节期间，我曾来到这个刚刚开业的商城，见证了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五一前夕，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商城人气依旧旺盛，与春节期间可谓不遑多让。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现在来看，2020年实现学术产出总量并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当时还有一个期望，即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资源可以与欧美大体相当，后来这点没能完全实现。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目标预计会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预测时对全球科研合作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对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目标也还要再观察才能判断。”杨卫说。

　　本报记者 光大彩票线路2 【编辑:光大彩票线路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