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蒋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父亲病情危急，支付给主治医师王某和副主任医师赵某某10万元现金，对方没有提供单据。事后蒋先生怀疑医院收取这笔费用涉嫌违规，曾试图向该名主治医师询问10万元费用的去向并索要单据，但遭到拒绝。2021年1月，蒋先生与湘雅三院达成和解，对方支付了蒋先生9.8万元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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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条规则，往往不得不被现实打破，《中国慈善家》记者在涿州采访时发现，不少执行任务的救援船上，都写着“某某企业捐赠”字样。“不冠名的话我们连一艘船都没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某地蓝天救援队负责人说。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