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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荣义辉出现症状的第一天，还在值夜班，第二天又开始做新病房规划。“那阵儿我觉得，无所谓，小车不倒只管推呗。”荣义辉说，“到了中午，直接就被干翻在床上，两个小时嗓子就完全失声了，上吐下泻。”但他只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了。

　　后来，医院从其他科室抽调来3名护士支援，但由于ICU救治经历不足，他们只能与其他护士搭班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呼吸机、吸痰、循环监测，她们都还不熟悉。”李刚觉得，ICU护理并不是谁都能干，除非呼吸科ICU的医护前来支援，但由于急诊重症病人接诊压力大，呼吸科ICU的医护人员在急诊支援。

　　在冯晓梅所在的医院，来院病人白天可以到各个专科门诊或呼吸科就诊，夜里专科门诊停诊，病人则先到急诊，急诊对病人病情进行评估分级，再分诊到其他科室。

　　“当医院能运转的资源在超负荷运转时，真正的压力固然会落在个人、家庭身上，他们会变得焦虑、无助。”那位传染病专家说，“真正有危险的人、高风险人群不得不在家拖着，最后得不到救治，会很糟糕。”

　　对于网络上的不同声音，有关部门不妨认真倾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努力在各方诉求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制定出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满意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

　　“我工作20多年了，这么快速的上涨还是第一次。”冯晓梅说，“呼吸科的病人占80%。”但呼吸科已经没有能力将这些病人全部收入呼吸科，医院里所有的成人内科系统，都在收呼吸科的病人。

　　他带着急诊科的医生和从RICU、CCU调来的医生，管着近40位重症病人。“现在是超负荷。即使如此，还有好多老年人等着，进不去，很重。”秦宇红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不能把所有该接的病人都接下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秦宇红估计，如今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症病人。

　　秦宇红同样表示，他所在的医院也曾做过相关预案，但目前Paxlovid、阿兹夫定等药物仍然紧张，而药房在积极协调。“原来我们说，来个5米高的大浪就算了，结果来了个50米，甚至是500米的！一下又把我们蒙里头了，完全出乎意料。”

　　一天中，除了睡觉，他几乎没时间闲下来，走得快或说话快时，都喘得厉害。智能手表上的监测显示，近来他的睡眠时间保持在5小时左右，夜里也常被科室里的电话叫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即便是坐下来时，整个人也疲惫不堪，但还在硬扛。

　　但她又担心作为癌症病人，如果血氧饱和度继续下跌，该怎么办，赵晨阳做好了“最坏情况的应急预案”——她确定了离家最近的发热门诊，又找了新冠康复的朋友帮忙，拜托他只要母亲情况恶化需要送医院，请他立刻帮忙把母亲和制氧机搬到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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