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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2018年底，有媒体注意到，周利以“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出席活动。在履新前，周利是河南省军区司令员。2019年6月，时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的周利晋升中将。

　　距小区百米处有一家中心敬老院，昨天上午，王永义在群里看住在高层的邻居说，他们看到敬老院的人被用快艇转运走。而该敬老院的负责人张玉亮1日下午对澎湃新闻记者称，敬老院目前安全。

　　7月28日，她前往济南参加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图书行业做了18年，疫情过后，她本来期待今年下半年生意好起来，库房已经大量备货，为此做准备。展会还没结束，雨大起来了，她担心之后路不好走，决定提前回涿州。到家后，7月29日16时，涿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Ⅰ级应急响应。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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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期，北京全市小学招生人数比上年小幅增加。尽管小学招生人数相对稳定，但出生人口减少大趋势下，幼儿园招生难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并会逐渐扩大和蔓延。传导到几年后，入学人数下降，也是大概率事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在城市建立了由企业负责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在农村建立了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和无子女的“五保户”制度。

　　黄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蓄滞洪区内无序开发建设、“人水争地”的现象愈发严重，“如何统筹防洪安全与经济发展成为各地不得不直面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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