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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创设了一种颇具“竞争性”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评估标准很高,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等。
朱凤莲:过去三年,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居民赴台、单方面关闭“小三通”、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点、禁止岛内旅行社开展赴大陆旅游业务等一系列禁限措施,封堵了两岸旅游发展之路。年初以来,我们采取一系列促进两岸人员便利往来的措施,受到两岸同胞肯定和欢迎。民进党当局被迫在“小三通”、恢复部分两岸直航航点问题上有所松动,但还远远不够。两岸同胞希望尽快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各领域交流常态化。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意,完全撤除人为障碍,采取切实措施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和正常往来。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以黄令仪为代表的芯片人,从二极管、三极管、微型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等,一路披荆斩棘,打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芯片。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随着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在外贸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武汉等中部地区城市要实现稳增长,进一步提振消费无疑是重中之重。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也是这些地区继续实现赶超发展的良方。这,可能比打造“网红城市”的意义更为深远。
今年春节,申军良带着一家人回了河南周口淮阳区的农村老家,一家人玩得很尽兴。申聪的奶奶至今保留着他儿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物承载了过去难以释怀的经历。
去年7月, 马尔斯就在电视采访中声称,由于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澳大利亚有必要对本国武装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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