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高登等学者以“低端全球化”来定义来华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来华非洲商人只携带了少量的资本；其次，这些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大部分是非法或者半非法的状态，因为大部分商品都是仿制品或者二手商品；第三，低端全球化的实施主要依赖个人的社会关系。麦高登同时认为，在这种“低端全球化”中，贸易主体往往游走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而与政府处于对立关系之中。而本文考察的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经济行为，虽然符合部分麦高登等学者“低端全球化”的描述，但是与他们的理论不同的是政府在这种跨国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并非被动地接受或者驱赶低端全球化实践者，反而一直试图通过积极干预来引导市场有序发展，从而使义乌的跨国贸易进入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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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乌政府提供的资料，截至2016年底，长居义乌（指在义乌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的阿拉伯商人有4000多人，而在贸易高峰期的2008～2009年曾有一万多人。在常住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中，有的作为中介商，帮助本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商人在中国找货、买货和收货；有的服务于自己的家族企业，一般是家庭中的一名或两名男性在中国买货，家庭的其他成员则在本国或其他国家有店面或贸易公司；还有一些阿拉伯商人则是大型外贸公司的外派代表，这些大型外贸公司在国际贸易城市（如迪拜）开有分公司或者设立办事处，他们雇用一两名自己国家的员工外派到义乌当经理。

根据田野调查发现，阿拉伯商人主要通过四种路径进入义乌市场。第一，通过其他城市或国家的中国商品了解到义乌市场，这也是义乌市场上阿拉伯商人最主要的进入渠道。比如一部分阿拉伯商人来到义乌之前在迪拜经商，迪拜的华人市场逐步把他们带到中国。其他一些阿拉伯商人则是从土耳其、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市场最终辗转到义乌。或者先到广州，然后转移至义乌；广州是众多阿拉伯商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他们转移阵地、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这次危机使东南亚市场变得极不稳定，而此时的广东已然成为世界工厂，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提供了展示平台，一大批阿拉伯商人就是通过广交会了解到义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