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大同这个地方处于农牧交错带，它的生态是脆弱的，经不起大的消耗。迁都之后，自然就不再那么繁华。而开窟尤其开大石窟，一定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杭侃说，云冈石窟的衰微背后有着多重因素：“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形式，宋代以后佛教更多的民间化、世俗化，国家也不再把开窟造像当成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此外，到辽代时已经没有地方开窟了，所以像第11窟中辽代补凿的造像只能利用没有完成的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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