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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这里有专门为大熊猫制作特别饮食的“熊猫厨房”，还有“熊猫医院”、隔离检疫区等，而在“熊猫医院”里，手术台、血压检测仪、氧气瓶等医疗设备一应俱全。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加入欧盟、北约，只是西方给予的一种画饼充饥。实际上，起码在俄乌冲突的当下，以及俄乌未能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对乌克兰来说，欧盟、北约之梦都是黄粱美梦！

　　对于申军良来说，这一刻来得有些太突然了。当天上午8点钟，他还与张维平的家属约了在广州增城见面，他希望了解亲属最后会面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梅姨”或尚未找到的3名被拐孩子的消息。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锦州这座东北四线工业小城，十年人口净流出达42万人，在辽宁省排名第一。留下的人就业机会少，工资不高，房价却不低。看似安逸的背后，各行各业的人内心都同样焦灼不安。

　　比如，目前“五一”、端午节假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4月20日就公开通报了10起典型问题，包括了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河北省廊坊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原书记谷正海，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原党委书记、总队长陈军等多人。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尽管伦敦的对华态度还远谈不上转向——克莱弗利的论述中依然不乏充满冷战思维的陈词滥调，但他也无意中点破了英国扭曲的极不健康的政治现实：“新冷战”令一些英国人满意，而对华合作受到批判。这些年正是这股逆流推着中英关系走入歧途，走到现在的困难境地。英国首相经历了走马灯式的轮替，在对华态度上却进行了好几轮强硬加码，对中英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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