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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专项领域要持续深化，除了制度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工作机制方面要有新突破。”庄德水表示，三个部门之间的协同推进有利于创新解决整治粮食领域腐败问题的工作机制，能够打破原先各自为战的尴尬局面，对整个粮食领域各个环节实行有效监督。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过去15年，印度对美国武器的采购总额增加了200多亿美元，但自2020年2月签署价值35亿美元的直升机协议以来，印度就没有向美国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采购。

　　这件事让王印明白，培养孩子不见得只在理论课上下功夫，教育也不仅仅是老师在讲台上灌输，还应该跳出来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

　　出逃不到2个月即落网，西安市粮食局原局长李西安在不久前被缉捕归案。这一案例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粮食购销领域反腐动作的高压与雷霆。

　　崔丽丽表示“半日达”一定会提升企业的成本。目前覆盖面主要是一二线城市或者经济发达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区域，也可以理解为是传统的销地市场。但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于不同货品在不同存储区域，需要有强力的数字化支撑。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告诉中新网，粮食购销涉及收购、入库、出库等多个环节，往往是多人内外勾结实施，该领域存在比较突出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问题，在相对独立、缺乏监管的环境下，该领域一些乱象难以被及时察觉。

　　“在党组会讨论时，我只汇报说由原来的施工方双鹤公司的人承揽这个工程，参会领导误以为还是由双鹤公司来承接这个新的工程。”李某说，“但实际上，虽然施工的人没有变，但这个人的身份变了，从原来一个国有企业的项目经理，变成了一个私企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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