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继安德鲁斯之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接棒”，开启访华行程。麦高恩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疫情期间相比，西澳大利亚州的铁矿石、黄金、天然气等产品的对华出口已经恢复，政府正在努力促进恢复旅游、航空和留学生等方面的交流。

　　这两年，中国在航天领域频出成就。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2021年4月，我国自主研发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并入轨运行。2021年6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对接，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2021年9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后返回地球……《千万官网彩票下载安卓》　　王晓东说，应该把这种“真正顶尖的、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探索性科研成果”当作国家的名片。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边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义驱动，才能去做这件事。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支持英雄主义的科研环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p>